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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愛與黑暗的日子

來源:商務金融網     時間:2019/4/8     責任編輯:郭佳佳

  2017年3月的某個清晨,我像往常一樣,做完一些簡單家務后泡了杯綠茶,坐書桌前隨意瀏覽。家里很安靜,媽媽在她自己的房間里誦經拜佛,香霧裊裊,從樓上飄到樓下。我呼吸著熟悉的香味,心里驀然打了個咯噔:昨晚,我竟然夢見下雪了。夢中,我獨自站在雪地,到處是白茫茫一片,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,心頭只回響著一個空寂的聲音:下雪了,好大的雪啊。然后,我深一腳淺一腳地在雪地走,雙腿卻像被像被風雪羈絆,怎么也使不上勁。雪越下越大,我一陣恐慌,眼看快要被無邊的雪吞噬,夢醒了。

  夢見下雪意味著什么呢?記得某位作家在一本書里寫道:人們很少夢見下雪,一旦夢見,則預示家里老人病重,或有喪事發生。

  我婆婆2016年去世;公公年邁體弱,每見我們一次就交代后事。除了為公公的身體擔憂之外,我下意識抬頭朝樓上瞧一眼,但是很快打消了心里產生的隱隱不安:媽媽身體硬朗,走路健步如飛,精神比我還好。再說,來美國前體檢過,指標一切正常。所以,媽媽不會有事的。我如此安慰自己,暫時拋開這個夢給我留下的不安。

  那段時間,我的最新長篇正在微信連載。我在創作談里提到,小說的第一部分素材直接取自我父母的親身經歷。 現在想來,老天首先安排這本書以如此方式,出現在媽媽生命的最后一年里,應該是有它特殊的用意吧。

  小說每天一章,連載后讀者反響熱烈,紛紛在留言欄抒發感慨。這也是我寫作至今得到的最直接反饋。讀者中有素未謀面的陌生者,也有音訊阻隔了幾十年的街坊舊鄰。有位童年玩伴以追憶的口吻寫道:記憶中的你端莊、賢淑······

  我追著媽媽問:他小時候就看出我賢淑了?我到底哪賢淑了?由“賢淑” 兩字引發很多聯想,越說越好笑,媽媽也被逗笑,最后我們兩個笑著滾倒在床,好像又回到小時候那段清貧而充滿歡樂的日子。

  就這樣,因為長篇連載,我們沉浸在回憶中,做飯時講,散步時也講,講累了就看著對方傻笑。這樣開心的時光持續個把月,直到4月份,陪兒子去費城參加足球選拔賽。 大兒子正準備申請大學,喜歡踢足球的他,希望能考入美國大學足球隊,所以幾乎每個周末,我們都帶他輾轉各地參加選拔賽。那是4月中旬的一個周末,我們開車去費城,當天氣溫驟降,陰雨連綿,兒子全身都淋濕了。比賽完,我們打算帶他去中國城吃火鍋驅寒,誰知剛進城,映入我眼簾的竟是“殯儀館” 三個黑體大字;接著又因為找不到停車位,車子轉來轉去,好像被施了魔咒,總是回到殯儀館附近。

  從夢見下雪到殯儀館,是命運借此暗示我什么嗎?接下來的日子,我一直思緒不寧。公公身體雖然虛弱,但還算穩定;媽媽的精神也出奇地好,每天忙碌在后院:種菜、施肥、澆花,撥野草、揀樹枝,清掃枯葉等,渾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氣。

  我們后院草地直通一條溝壑,里面雜草叢生,媽媽尋思著在溝邊種上一排松樹,等松樹長大既可當風景看又能作籬笆用。都以為她隨口說說,誰知是真上心。六月份回國前,竟去一位老朋友家后院挖到六棵半米高左右的小針松,然后用紙盒裝好,小心翼翼地捧著,走四十分鐘才到家;一回來又馬不停蹄地去溝邊種植,等她將六棵小松樹聯排種好,才叫我出來觀賞。

  至今,眼前仍不斷閃回那張汗水淋淋的臉,汗水沾著泥土,順她額頭皺紋蜿蜒而下。一向愛美的她顧不上用毛巾擦一擦臉,眼里交織著自豪和得意的光問我:“怎么樣?等過兩年我再來,它們就跟我一樣高了。今后你要有什么煩惱就跑到這里來,聞一聞松樹的清香,心情會頓覺開朗的。”

  那天的陽光真好,小松樹一棵棵隨風輕舞,相互摩挲,似乎向媽媽點頭致意,媽媽在太陽中笑得更開心了。她愛撫地用手挨個觸摸,輕聲說:“你們一定要好好的等我回來啊。”

  不知為何,這句話讓我心里又是一個咯噔。我在她六月份回國后便格外關注這幾棵松樹,似乎它們的成長跟媽媽有著某種神秘聯系。小松樹剛開始好像也適應被移植的生活,枝葉舒展,沒有出現萎黃跡象。和松樹的健康相比,我們八月份帶孩子回國過暑假時,卻看到媽媽突然消瘦了,追究原因,她輕描淡寫地用一句“夏天都這樣” 暫時打消我顧慮。

  那兩個星期,媽媽像以往一樣親自下廚做我們愛吃的家鄉菜;陪我逛書店買書;給大兒子尋找足球場地;還冒著高溫去我父親老家,見了表哥和堂姐一家。席間,表哥提起我父親往事,說到動情處,心里的傷感怎么也止不住,大家都忍不住流下眼淚,一場歡宴變成追悼。這些,是否都在冥冥中預演著我們即將來臨的最后告別呢?

  我到底不放心,催促媽媽看醫生,查找消瘦原因。媽媽說單位馬上要體檢,而她體檢的日子就定在我回美國那天。

  那天,因為上海暴雨,很多航班被取消。我們困在浦東機場,著急地等待航班更新,終于,可以先飛北京,等到北京才知道,所有從北京直飛紐約的航班已取消。機場上到處是被迫滯留的旅客,地上、凳子上橫七豎八躺滿人。兩個兒子累到虛脫,我們在二樓看到一家按小時收費的按摩床還有空位,趕緊買下讓兒子休息。忙完這一切,才想起詢問媽媽體檢結果。

  給媽媽電話一直占線,撥了很久才通,卻是姐姐。

  姐姐告訴我媽媽病情時,候機廳外暴雨正肆虐地吹打著玻璃窗,雷聲隆隆, 震得我心驚肉跳。我緊緊捏著電話筒,心里的狂風暴雨已將我淹沒,但仍抱一絲僥幸,是外面的雷聲干擾了聽力,媽媽不會有事,不會的。姐姐抽泣著問我:“要不要告訴媽媽實情?” “不能。我不回美國了,我馬上回來。” 我昏亂地叫。我和姐姐相互在電話里不知哭了多久,姐姐率先恢復理智: 既然暫時不告訴媽媽,我突然返回必定讓她起疑;還是按原計劃回美國吧,姐姐說,等媽媽手術好了再過來照顧,到時理由也充分。

  我聽從姐姐安排,回美國把家中事務處理好后立即重返。那時,媽媽已手術出院,在家靜養。我們騙她說手術切除了發炎部分,進展非常順利,今后只要按時吃藥,很快就能痊愈。事實的真相卻是:手術時醫生發覺癌細胞已經擴散,根本沒能采取任何措施。

  從2017年9月1號到10月20,整整五十天,我陪媽媽住回原來公寓。每天早上給她蒸紅薯、山藥、南瓜等粗糧;中午,姐姐買好菜回來燒飯。我們全部采用抗癌效果最強的食材,變著花樣做一日三餐。這樣的日子感覺又似回到過去,只是順序顛倒過來了:換成我們照顧媽媽,親手給她煮飯、洗衣、擦身。

  媽媽曾是劇團花旦主演,她的床底下有兩只餅干盒子,里面收藏了很多年輕時的劇照。在那個物質和精神雙重貧乏的年代,這些劇照給我和姐姐黯淡的童年乃至青少年生活,帶去過很多遐想和迷戀。如今裝滿舊照的盒子依然在,我們坐在太陽下一張張翻看,時光就這樣在感慨和回憶中緩緩流淌。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,還是那些抗癌食物及營養品發揮了效果,媽媽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了,三個星期后,主動要求去公寓附近的紅梅公園散步;一個月后,提議去我們小時候居住的老街拜訪舊鄰。

  老街我在小說中曾多次提起:“這里是城市的死角地帶,毗鄰化肥廠、機械廠、啤酒廠和洋丁廠。居民大部分是來自這四家工廠的職工和家屬,外加一些小商小販。這里空氣混濁,從工廠排出的廢氣污氣還有毒氣,無一例外匯聚上空。街上永遠氤氳一條煙狀的霧霾。” 那天,我在高樓林立的現代化建筑中迷失了,不知道東西南北。媽媽用手朝遠處運河一指說:“其他都拆了,就我們住的那條街沒變,還是原樣。” 我順著她手指的方向看去,心底一陣激動,模糊的記憶開始變得清晰。是啊,小街晃眼一看仍是記憶中模樣,走進去才發覺高低不平的土路已變成平整干凈的水泥地;媽媽原先工作過的廠職工宿舍仍在,幾位老同事從低矮的屋檐下走出,一眼認出媽媽,驚喜地迎上前,爭相回憶媽媽年輕時的風采。幾戶舊鄰居也沒搬,家里都重新裝修了,有了現代化的抽水馬桶和熱水裝置。住我們家隔壁的阿香媽已經八十六歲,依然精神矍鑠,熱情好客,硬把我們拉進家中敘舊,硬往我懷里塞花生和蛋糕。還有我小說中提到的裁縫夫婦仍住原處,年復一年地踩著縫紉機,為他人做衣裳。

  我和媽媽、姐姐曾經寄居的白房子已被鄰居用來堆放雜物。房子年老失修、早已破敗不堪,我站在窗前,踮起腳尖往里張望,依稀恍惚仿佛走進另一股時光隧道:媽媽正在教我和姐姐唱戲,年輕的我們微蹙雙眉、眼里浮動淚花,用足勁學媽媽的唱腔和表情;從媽媽嘴里發出的戲文略帶凄涼,它像一縷輕煙,正顫顫悠悠飄出窗外,浮動在老街上空,也浮蕩進居民的夢境深處。

  那個尋訪舊址的金秋之日是溫暖的、令人感動的。告別時,眾人依依不舍,一再邀請媽媽下次再來,媽媽開心地點頭應諾,和每個人擁抱著說再見;她坐進出租車,探出身子對他們揮手,伸出去的手臂在空中長久地揮舞。我說,好了,媽媽,他們已經看不見了。媽媽不語,眼睛出神地凝視著窗外,我知道她又深陷進往事的回憶中了。

  媽媽是在文革中離開舞臺的,那年三十歲不到,劇團解散了,她被下放到機械廠的維修車間做工人;那雙曾經傾倒無數戲迷的蘭花指,就此整天和油膩冰冷的機器打交道。兩年后,父親英年早逝,她的手又出工傷事故······

  媽媽這輩子吃了很多苦,我每聽外婆提起會心酸流淚,可媽媽從不抱怨,總是以積極向上的態度不斷挑戰自己:文革后,藝術的春天全面復蘇,媽媽也被調入市文化館,但因為右手食指殘疾不能再上舞臺,便轉戰幕后,悉心輔導基層業余骨干和藝術新秀;同時她還利用業余時間創作排演了三十幾部故事小品,這些小品屢次在省、市比賽中斬獲大獎。秋鵬和寒曉兩位文友曾是媽媽當年組織的新故事筆會成員,得知媽媽生病,特意前來探望。

  我十八歲以前一心想考劇團,卻在這條路上四處碰壁。現在回過頭看,我對戲劇的熱愛,多少是有點沖那層閃耀的光環而去。說到底,我和媽媽不一樣: 媽媽心靈本身充滿音樂和唱詞,離開它們,生命會變得蒼白。我呢,當我把全身心的熱情轉移到了文學上之后,才真正理解了媽媽對她專業的熱愛和奉獻。是媽媽在我最苦悶的青春歲月,鼓勵我拿起筆創作;鼓勵我靜下心來 “一心只讀圣賢書”。我參加的第一個筆會是由媽媽策劃的太 滆筆會。也是在那次筆會,我認識了一眾文友,并和他們一見如故。后來,我們為事業和生存各奔東西,那時恐怕誰都沒想到一別會是三十年吧?我們在寒曉的“密室” 里感懷,媽媽跟著一起聊到凌晨。她思路清晰、記憶生動,提起筆會一些人或事的細節,引發出陣陣歡樂的笑聲,那一瞬間,我們仿佛又回到了過去。

  接下來數日,每一天,我們都把它當作生命的最后一天般珍惜著,恨不能連媽媽呼吸過的空氣也一并珍藏起來。媽媽對我們發出的任何提議都欣然應允,她的身體和精神以神一般的速度恢復起來,復診時病狀維持原樣,沒進一步惡化。當時預言媽媽只有3到6個月的醫生深感不可思議,覺得媽媽很有可能創下奇跡,實現帶瘤生存的夢想。

  復診結果給予我和姐姐極大鼓舞,我們一致認為是樂觀的情緒起了關鍵性作用,決定對媽媽繼續封鎖病情,繼續用食療和中藥助她康復。就這樣,半年過去,媽媽體重增加,臉色紅潤,又開始健步如飛了。她積極報名參加老年文體活動和旅游項目:安微、江西等名勝古跡都留下她容光煥發的身姿,我一顆吊著的心這才漸漸放下,將思想集中到新一輪的創作中去。

  2018年秋,我接到由江蘇省作協、南京大學和文學院聯合舉辦的“首屆華語作家到訪計劃” 邀請,入駐計劃為期一個月。時間有些長,但考慮離家近,可以順道探望媽媽,又可以和學院的作家老師們近距離交流,就毫不猶豫地接受了。媽媽聽到消息非常開心,一再囑咐我好好珍惜這次機會,把工作做好。那時,樂觀的我怎么可能想到,命運讓我這個時候回國,其實還有另外一層安排呢?

  報到前我先回家住一個晚上,媽媽替我準備好干凈床鋪,床頭邊,放著兩本我最喜歡的作家的新書。她開心地說:“看看,這本還有簽名,我排了老長的隊才等到的呢。” 媽媽喜歡給我買書,這個習慣一直延續了三十多年。每看到一本好書,會幫我買了收好;每次回國,我們母女的頭等大事是去書店買書。記得有次在新華書店,我們挑了好多折價書,各捧一大堆,興高采烈出來,卻遭到一年輕女孩奚落:“有病吧?買這么多書。” 女孩一句“有病”讓我們樂半天,也感慨半天。

  我手里捧著媽媽好不容易為我得到的新書,扉頁上,是我文學偶像那龍飛鳳舞的簽名,換作平時肯定會開心尖叫;可不知為何,想起女孩那句“有病,” 想起媽媽拖著病痛的身體為我排隊等候,只因為我說過喜歡這個作家的書,心里便酸酸的想哭。我沒敢和媽媽對視,迅速轉過身,抹掉了溢出眼眶的淚。

  手機發出一陣陣信息提示:新加入的兩個作家群,因為即將到來的活動變得熱鬧紛呈:來自學院老師的儀式開啟預告、以及作家朋友的熱情問候等,一波接著一波,充斥屏幕。我被群里的熱情傳染,第二天一早匆匆和媽媽告別了。媽媽送我到樓下時說:“不要牽掛家里,不要總想著回家。我很好。你放心去吧。” 媽媽站在晨光里朝我揮了揮手。

  那個上午,我坐在開往南京的高鐵上,望著窗外飛速掠過的景物,回首對文學始終不變的信仰和堅持,以及一路走來家人的包容、理解和支持,一時心潮澎湃,感慨萬千: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《落日天涯》2006年由上海文藝出版出版,在后記里,我提到媽媽在美國幫我帶孩子的種種艱辛和付出。這么多年,為讓我有更多安靜的時間寫作,媽媽隨叫隨到,盡所有努力幫我帶孩子料理家務,免除我后顧之憂。除此,媽媽還是我的鐵桿“閨蜜” 和忠實“粉絲”,她分享著我生活中的喜怒哀樂,以及我寫作事業上的成功和挫敗。我每發一篇文章,她都當寶貝般收好。所有關于我的一切:大到一本書、一本雜志,小到一行我隨手寫下的文字,或一個我早遺忘的地址等,都被她如數家珍般藏著。九十年代末我還沒有學會電腦打字,小說都是手寫在練習薄上寄回國,然后再由媽媽抄寫到方格稿紙上,代我寄往各雜志社。2017年我在家那段日子,整理她抽屜時,看到那些被編輯退回的稿件,回想媽媽抄寫稿件一個又一個寂寞的夜晚,心里真是百感交集:唉,媽媽呀。我的眼眶又濕潤了。我將臉貼在窗玻璃上,窗外陽光燦爛,在那些浮動的光和影之間,媽媽的臉忽隱忽現:她眼神疲憊,似乎沒有想象中那么健康,不過,這個一閃而過的念頭,很快被接下來新鮮精彩的喧嘩淹沒了。

  在為期一個月的活動中,主辦方安排先去徐州等地采風。我每天給媽媽發照片,跟她分享美景美食的同時也分享我收獲的友誼。時間在快樂中總是過得飛快,轉眼就到了采風最后一站:蘇州吳江的蠶絲之鄉震澤。

  最早知道震澤,是通過唐代詩人陸龜蒙的詩句。“盡趁晴明修網架,每和煙雨棹繅車。” 他在一千多年以前,就以此詩形象地描繪了震澤桑蠶人家日出勞作的場景。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古鎮,很快被它“絲” 情濃郁的魅力吸引。姐姐來電話時,我們正在絲綢博物館參觀。 我興致盎然地坐在一臺古樸的木頭繡花架前,模仿刺繡動作;文友舉起手機,極有耐心地替我尋找最佳攝影角度,就在那時,手機響了。

  姐姐跟我說的第一句話是:“你快回來吧,媽恐怕不行了。” 我緊緊捏著手機,怎么可能?昨天才和媽通話,她還說準備給老年吟誦班寫個小品。怎么會?姐姐后來又說些什么我一句沒聽進。自從媽媽被診斷癌癥晚期,我和姐姐每天如履薄冰,來自媽媽的任何一點健康都讓我們欣喜萬分。媽媽的身體也恢復神速,幾乎和常人無疑。是不是我們高興得太早?其實病魔從未遠離,一直蹲伏在黑暗中伺機出擊,終于,它戰勝了我們,要把媽媽從我們身邊奪走了?

  我渾身發抖,兩耳嗡嗡直響,腦袋不斷回響那句:“媽恐怕不行了。 媽恐怕不行了。” 我腳步錯亂,慌不擇路,在博物館盲目尋找出口。陪同參觀的曹老師和省作協的清越老師得知我情況后,支持我盡快趕回。她們在網上瀏覽車次,最快有下午4點的票,但要從蘇州出發;接著又四處聯系能送我去蘇州站的司機。

  從震澤到蘇州開車需一個多小時,出發時已經2點30分,可以說是卡著時間分分秒秒不能耽擱。車子一路飛馳,快進蘇州時,卻被堵在半道。送我去車站的師傅非常著急,不時通過手機查看路況,得一空隙便將車開得飛快。終于,我們提前十分鐘抵達車站,他又幫我提行李,送我到入口處,一再叫我路上小心。“謝謝,謝謝。”我喃喃說著,就此匆匆告別震澤,告別了這些給我幫助和安慰的老師和朋友們。

  傍晚,我風塵仆仆趕回,叫了輛出租車直奔醫院。一顆心在胸腔內慌亂地跳動,同時又懷抱一絲希望,但愿這一切是虛驚一場,媽媽不會有事的,昨天還在電話里跟我說要寫小品呢。一定是姐姐虛張聲勢,或者是媽媽想我了,和姐姐一塊合伙騙我回來?

  媽媽,我回來了。我回來了。

  我又急又怕,沖進病房,被媽媽枯槁的形容嚇壞了:才兩個星期不見,媽媽仿佛換了個人,她直僵僵躺在病床上,臉色蠟黃,雙頰深陷,身上、鼻子里插著各種搶救用的管子;床頭邊一架測量血壓和心臟的儀器,不時發出令人揪心的報警聲。我使勁咬自己嘴唇,懷疑這是一場噩夢。我將求救的目光轉向姐姐,姐姐已經哭得雙眼紅腫,后來告訴我說,媽媽跟我通完電話精神還很好,晚上突然高燒不止,接著所有癌癥晚期癥狀:黃疸、腹水、膽管堵塞、疼痛等一夜爆發。我來前剛做膽管支架手術。“有人做完支架還能再活十年呢。” 姐姐最后一句話又給我希望。我撲倒在媽媽床前,不停地揉搓著她冰冷的雙手,安慰她說:“媽媽,你很快就會好起來的。這就是一個小手術,不過是一個小手術而已。”

  媽媽在我的哭泣聲中緩緩睜開眼,聲音微弱地問:“你怎么回來了?那邊會議結束了?” 接著,責怪姐姐不應該告訴我、影響我工作。看到我,媽媽的精神似乎好了許多,眼里又燃起生的渴望。接下來兩天,媽媽積極配合醫生治療,稍有好轉便催我返回南京:“你快回去,別擔心我,一個小手術,很快就能出院的。”

  是的,膽管支架是一個只需十分鐘的小手術,幸運的話,預后情況良好, 還能多活幾年。我們幻想著媽媽還會像2017年那樣,手術后休養一段時間,又能夠正常吃飯、睡覺、甚至健步如飛。可是,醫生的一紙病危通知撕碎所有幻想:媽媽的情況很不樂觀,癌細胞已全面擴散,正在瘋狂反撲。支架放進去一個星期沒到又全部堵死,接著再做一個支架,然后穿刺······

  媽媽再也沒能走出醫院。她在病床上度過了生命中最受折磨的三個月,于2019年1月14號凌晨1點離世。這個時間應該是世界上最安靜的時刻吧,我和姐姐守在她身邊,仿佛回到小時候,我們母女仨圍坐在一起,聽她講年輕時那點點滴滴的往事。

  媽媽去世后的一個月,美國這邊下了場大雪。媽媽種植溝邊的六棵小松樹,最后只存活一棵,它正像守衛的戰士般,傲然屹立在風雪中,替媽媽站崗,幫我們看家護園。

  雪綿綿密密下著,我躺在沙發上,耳邊回蕩著媽媽那天種植松樹時說的話,手里捧著裝滿媽媽劇照的餅干盒子,一張張翻看,淚水干了又濕。 自從媽媽去世,白天黑夜只要閉上眼睛就會夢見她。這個午后,媽媽又來看我了:她身穿一襲白底印花的上海旗袍,腰邊系一條白色絲綢手帕;頭發燙成長波浪形狀,鬢邊還插著一朵白蘭花,我看呆了,媽媽好像是從舊照片里走了出來。她朝我笑了笑,像以往一樣說出去散會步,很快回來。媽媽就這樣帶著一身的白蘭花香氣出門了。

  媽媽喜歡散步,因為散步,認識好幾位來美國幫帶孩子中國老人,偶爾,被朋友請回家小坐,回來時胳膊上便多了一個塑料袋,里面裝著些新鮮菜蔬。我好像又看見她從塑料袋取出兩只鮮紅的番茄或一條嫩綠的黃瓜,獻寶似地送到我面前。

  可是這天,我在夢里望眼欲穿也等不見她回家的身影。我站在窗前悵望,聽著一個聲音說:媽媽走了,再也不會回來了。這個聲音直擊內心,瞬間崩潰淚流:我,原來已經是一個沒有媽媽的人了。(王琰)

  寫于2019年清明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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